你把朱棣放哪里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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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开始，到宋代建立之时，强臣夺位是改朝换代最常见的方式。
西汉禅让于王莽，东汉禅让于魏，魏禅让于晋，晋禅让于宋（南朝），宋齐梁陈，也都是“依样画葫芦”的“禅让”。隋的地位来自北周的禅让；唐李渊入长安后，也要先拥立隋恭帝再逼其“禅让”，非要走一遍“流程”；唐禅让于后梁；后汉“禅位”于后周；后周禅位于宋。
秦、新（王莽）为农民起义推翻，后梁、后唐、后晋为“敌国”所灭，上述几个朝代都根基未稳，国祚不长，其他王朝，绝大多数都亡于“强臣”。
而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宋亡于“敌国”，元亡于农民起义，明亡于农民起义（崇祯）+“敌国”（南明）。
清代虽然最后也是为强臣袁世凯所逼退，但其实并非“篡位”，因为清帝只是让位于“共和”，袁世凯自己也作不了皇帝，后来自己非要作皇帝也作不成。
看来，宋代确实是古代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切，要从宋朝建立者赵匡胤说起。
从赵匡胤开始，几代宋帝，做了各种改革，大大降低了强臣夺权的概率。
调整禁军，消除凌驾于“系统”之上的威胁
赵匡胤自己就是以禁军将领的身份“黄袍加身”的。
他之所以能夺权，还得益于后周世宗柴荣的“未雨绸缪”。
当时，盛传“点检作天子”的传说，柴荣担心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遂让当时资历、名望都有差距的赵匡胤作了殿前都点检。
此外，柴荣还建立了一套相互制衡的系统，试图维系权力平衡，稳固发展。
结果···赵匡胤还是夺了天下。
这说明：禁军靠近权力重心，一旦禁军有事，一切“系统”都会成为摆设。
同时也说明：要保持禁军的绝对忠诚，关键不是启用什么人来担任禁军将领（当然这也很重要），而是在制度上杜绝一些禁军职务权位过重的威胁。
刚夺权时，为了维持稳定，赵匡胤亲自掌控殿前军，侍卫亲军重要职务悉数由拥护自己的“兄弟”把持。
形势稍微稳定下来后，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将几个兄弟悉数调离禁军关键岗位，像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等关键岗位长期空缺了下来。
如此，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两个殿前军高级职务被砍掉，侍卫亲军中的马步军都指挥使、副指挥使、副都虞侯三个高级职务被减少设置。
权力最重的职务被砍掉，次重要的职务被减少设置，其他职位不太高的职务悉数由资历较浅者担任。
如此，禁军武将不再可以威胁皇权了，被削弱的禁军将领，只有听命于“系统”。
天子完全掌控有力禁军，是维护皇权的基本！
在此之前，“强人”掌控禁军，威胁皇权的事情频频发生。
曹爽、司马懿争权时，禁军关键职务的任免，往往是掌权的关键。
唐朝时，宦官掌握神策军，就可以废立天子。
自宋代调整后，强人再难完全把持禁军了。
无论是强臣还是宦官，无论其专权多么久，当天子决心铲除时，都没有还手之力。
强干弱枝，削弱地方强臣
在“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心里仍然不踏实，就询问赵普：几十年来，帝王换了十姓，兵革不息，这是什么原因呢？朕像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该怎么作？
赵普提出，五代兵革不息，是因为：节镇太重，君弱臣强；地方权重而专，导致中央集权失灵。
随即，赵普提出三个方针：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稍夺其权，将地方的一些关键行政权收归朝廷。
减少藩镇兼领的州（收支郡）；收回地方官员的生杀大权（复核司法权）；设立“路”，加强监视。
制其钱谷，就是收回地方的财政权。
除经常性开支外，全部由转运使上缴朝廷；朝廷委派知监负责盐业等关键资源的开采、使用；设立常平使，官吏粮仓。
收其精兵，就是重新整编军队，精锐皆收为禁军，地方只留下老弱为厢军。
此外，推行更戍法。军队轮番更戍，不再长时间归于某一将统领，打破“兵为将有”的关系。
“兵为将有，财务独立”是古代军队成为军法的前提条件。
一般来说，即使在宋代以前，统治者也都力求避免出现“兵为将有，财务独立”军法的出现。
然而，由于地方官在财政、行政上的“自由度”较高，如果有心，他们仍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发展军队。
所以，宋代以前，即便是王朝强盛时，仍时有地方官举兵叛逆的情况出现。
自宋代改革后，不但许多关键的行政权、财政权收归中央，且地方官都受到严格监视，“自由度”大大降低。
因此，此后，除元代乱政以及朱元璋分封的自家藩王外，地方举兵抗拒朝廷的例子已经极为罕见了。
如此，像曹操、李渊及五代节度使这样“由地方到朝廷”的情形基本被杜绝了。
严密而稳固的军事系统
在此基础上，宋统治者开始改革军事系统。
其基本结构是：天下之兵本于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没有握兵之重；京师之兵马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率臣统领分驻各地军队作战的指挥权，但又临时委任，”不得专其兵“。
如此，统兵机构和统兵官员分为平列的三个部分，互相制约，确保军事大权集于天子一人之身。
其实，单说制度本身，并不算特别创新。
至少隋唐的府兵制，也是类似的相互分权、制衡的制度。
然而，过去的军事系统，并不稳固。
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兵农一体”，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一旦经济发展，土地兼并，这种制度也就瓦解了，王朝军队只有依靠将领募兵，也就不能避免“兵为将有”了。
宋代以后，历朝从一开始就军人“职业化”，即便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下，朝廷也可通过国家财政养一支“经制兵”。
因此，“经制兵”的系统仍能维持基本运转，虽会因承平日久而削弱，但不会瓦解，仍能承担起维护统治的最基本要求。
所以，后世强臣，再是功勋卓著，位高权重，也不可能掌天下兵马，不具备直接逼天子“禅位”的武力基础。
以文制武
宋以后的各朝（除元外），普遍采取了“以文制武”的政策。
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基本是文官；即便是担任指挥作战的率臣，也多为文官。
纯粹的武官，即便功勋卓著，也会早早遭遇“职业瓶颈”，难以再进一步。
因此，武将不但无法跋扈难制，甚至还受到文官的歧视、压迫，即便是狄青这样的名将也难逃此运。
武官长期在军中，却受制于文官，即便立功多，其功绩、名望也在文人率臣之后。
能建功立业的文人，自然能力不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所能概括的，但他们仍难以跋扈。
以后来的曾国藩为例。
曾国藩建军、凝集僚属，无不以传统儒君父思想为号召。
平定东南后，自然不可能立刻“振臂一呼”了。
相比之下，晚唐五代的武人，将领们则可以因“朝廷不公”等借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监察制度
宋代完善的监察制度，也往往能把“不轨”之事扼杀于摇篮。
在中央，宋代设立了谏院和御史台两个监察机构。在地方，路以上设立监司，也就是“外台”，在府州设立了通判等监察职务。
宋代以前，台官多由宰相任命或举荐，因此，他们多“宰相过失无敢言者”。
此后，这些监察部门的官吏多由皇帝亲自掌握，两个监察系统一起监察各级官吏。
而且，朝廷还会给监察人员下达指标，每月必须察一举。
所以，各级官吏都受到严格监督，不但是“不轨”举动难以隐藏，甚至连一些正常的作为也会受到监督、弹劾。
到明清时期，统治者又加强了各种公开、不公开的监视，使百官言行多在掌握之中。
一些电视剧中，皇帝召见臣子，随手“砸”出一堆举报、弹劾奏折，这都基本不是“艺术加工”才能办到的事情。
所以，像当年安禄山那种“阴畜”几十年的情形，再难见到了。
此外，宋代以后，对“相权”等权力也再作了限制，但事实上，“君相”分权自隋唐时就已开始，而且，古代仅仅通过依靠在朝中力量搞“和平夺权”的很少（只有王莽），因此，不作详细展开。
豪族社会的终结
自西汉到唐宋之前，世家豪族的力量非常强大。
这些世家大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治人脉甚至军事力量，在国家事务中能量巨大，甚至可以说是朝廷的“股东”之一。
既然是“股东”，那么，如果能得到众多“股东”的支持，自己当个“董事长”还是有可能的。
司马家能篡位，仰仗的基本力量正是世家大族的支持。
然而，发展到宋朝时，豪族多已被历代统治者、起义者摧毁，社会进入“市民社会”。
宋代以后的高官，基本是清一色的科举出身。（清末名臣左宗棠，位列总督，尚因没有科举功名而受到一些奚落，气得要辞职去考科举，被慈禧劝阻。由此可见没有科举功名在高级官员中多么“罕见”。）
这些人没有雄厚的基础，其地位来自朝廷“赏识”、“恩赐”。
因此，在朝廷中，他们是完全的“打工人”。
同时，豪族社会终结后，皇帝已是唯一的“股东”，天下是皇家的“独资企业”了。
想夺江山，只有像李自成、洪秀全那样自己出去“创业”，或者你是忽必烈、皇太极一样作“外人”，想从里面夺权篡位，是不可能的。
代价：换一种死法
随着宋以后皇权的加强，强臣篡位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
然而，对封建王朝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
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威胁外，封建王朝还需要面对来自统治集团以外的威胁，或是国内的农民起义，或是边疆以外的武装集团。
在此之前，王朝即便衰落，也很少直接覆灭于是外部压力。
匈奴、突厥再是强大，也无法入主中原；而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便纵横天下，也无法直接改朝换代。
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的武人、地方官，在皇权削弱后，往往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解决问题。
只不过，在消除外部危机后，统治集团内部的胜利者，最终会埋葬旧王朝。
因此，赵匡胤在进一步加强集权之前，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深为可惧。
在他看来，只要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夺权的隐患，其他问题不伤根本。
然而，自此以后，统治集团外部的问题，成为了“根本问题”。
两宋立国300多年，也挨打了300多年，最终被蒙元所灭。
蒙元立国近百年，最终被农民起义所埋葬。
大明立国200多年，结果先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后来迁到南方的南明又被入关的清军迅速消灭。
大清立国近300年，后期屡屡为列强所欺，最后应对武昌起义时也无能为力，最终覆灭。（再次强调，袁世凯只是借武昌起义之机，以共和之势逼清帝退位，他自身并不具备取代清帝为天子的条件，这与古代常见的权臣篡位不是一回事。）
对于封建王朝们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而已。
宋代以后，“权臣”夺位基本上杜绝了。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环境好了”，“皇帝精了”。
环境好了。豪族社会结束了，皇家是朝廷唯一“股东”，其他官员都是纯粹的“打工人”，不具备直接“取而代之”的基本条件了。
“皇帝精了”。经过1000多年发展，各种“谋朝篡位”的方式都上演了一遍，统治者因此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防微杜渐”，确保皇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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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以前，确实经常出现权臣篡位的现象，比如汉末从三国、魏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朝，全部是由权臣篡位完成朝廷更替的。
但这些篡权的权臣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也就是他们都是掌握军权的同时，又逐渐控制了朝廷的财政、人事和行政权力，将内外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且，即使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权臣手中，皇帝已经成为傀儡，也并不是马上就篡位，还需要通过废立皇帝、清除异己等过程，才逐步完成篡位之前的准备。
在条件成熟以后，才会通过表面上的禅让完成朝代更替。汉末第一个有这个想法的是董卓，但是他没有完成。接下来是曹操，做好了准备，但没有走出最后一步，一直到曹丕才终于完成。司马氏也是经过三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挖曹魏的墙角，排挤和打压曹魏的支持者，最终才完成了魏晋禅代。
有了汉魏和魏晋这两次的榜样，后面有这个想法的人再干起来就容易多了。即便如此，桓温权倾内外，仍然受到门阀政治的制约，没有能完成这个过程。桓温的儿子桓玄自立为帝之后，很快也就失败了。而后来完成换代的人往往是像刘裕这种摘果子的人，也就是前面有人发动叛乱，他们以平叛勤王的名义出兵，通过平叛控制朝廷，之后再完成篡位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隋朝。隋朝是一个例外，因为隋文帝篡位只是因为他在北周皇帝驾崩的时候受遗诏辅政，实际上变成摄政，最后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完成了篡位。
五代时期的篡位是另一种情况，都是强藩大镇直接取代中央权力。后梁朱温是劫持唐朝皇帝当傀儡，不久后就直接篡位。后梁被后唐消灭，成为后唐。后唐发生内乱，没多久就灭亡。后晋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攻进汴梁，建立后晋。后晋的皇帝被契丹抓走，刘知远又建立后汉。郭威以外藩强镇身份直接出兵，进攻汴梁，建立了后周。后周柴荣死去，弱子继位，赵匡胤在兵变中登上帝位，返回都城，建立宋朝。
实际上，五代就是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所谓的五代都只是比较强的藩镇而已，并没有真正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大一统，就匆匆忙忙的当了皇帝，都无法持续。但从五代开始，各代都开始注意削弱藩镇的权力，减少藩镇对中央的威胁，逐步摸索出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宋朝建立后，在晚唐和五代形成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政治格局，也就是将权力高度分散，军队由中央直接掌握，文武分途，文官官僚体系在朝廷的统一领导下掌握行政权力，而军队则由中央的枢密院负责领导，地方文官不能掌握军队，地方驻军将领无权干预行政和人事安排。
由此，逐步形成了文臣和武将相互制约的权力格局，相互牵制，财政、人事、军队调动和行政权力分属不同体系，不同体系之间相互制约，但又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之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互相协同。
因此，在宋朝的格局下，如果要发动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必须由中央任命职级较高的文官担任统帅，负责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来指挥战争。
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权力集中容易带来的权臣篡位和分裂割据的风险，但弊端也同样明显，这就是较大规模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效率比较低，尤其是在应对突发危机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无人负责的局面。
明朝初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基本上也延续了宋朝的这一趋势，文官和武将之间相互制约，重大军事行动基本上都必须由中央指定高级文官担任方面统帅，统一事权。先是设置负责协调指定区域内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总督，后来又改派级别更高的督师，其目的都是为了应付已经出现的危机，统一事权，提高行政效率。
但因为长期的分权造成的惯性，这种机制上的调整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中央仍然保持着对外派督师的各种牵制和制约，即使以内阁大学士身份外出督师，也仍然必须依赖于朝廷在财政、人事上给予支持，才能有所作为。而当中央部门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乃至直接掣肘的时候，前线的督师和将领是无能为力的。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皇权政治和古代中国文官政治进一步发展和趋向于成熟的结果，但同时也就造成了官僚体系常见的毛病比较集中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宋明都面临这种问题，明末表现得尤其明显。
文臣督师，统筹指挥战争，因为缺乏足够的军事经验，往往容易出错，又会习惯性的争功诿过。而在朝廷上，对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常见的局部性失败往往会群起而攻之，造成前线统帅和将领在临机处置的时候顾虑较多，不敢担当责任。
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完全由文官官僚体系掌控权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党争，而军事行动也往往会成为党争的一部分。无论是北宋王安石时期拓边河湟，还是明末阉党与东林之间的斗争对辽东战局，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