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桂林乳胶七十年代工厂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照片 （资料图片）
图②：桂林乳胶建厂初期橡胶拖鞋的生产过程 （资料图片）
图③：桂林乳胶厂第一个产品——橡胶气球生产过程 （资料图片）
图④：桂林乳胶厂过去的大门。记者翻拍
要说整个桂林工业在“三线建设”时期，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橡胶工业。从1966年开始，国家开始在桂林布局橡胶全产业链，轮胎厂、乳胶厂、橡胶机械厂、橡胶制品厂、化工机械厂、桂林橡胶工业设计研究院、桂林曙光橡胶工业研究所等一批橡胶相关企业落户桂林，使得桂林一度成为全国橡胶产业最齐全的城市。到今天，这其中许多企业依然活跃。
在“三线建设”中，给桂林最多支持的是东北和上海，在橡胶领域也是如此，因为“三线”，大批的东北人和上海人举家搬迁到了桂林。今天故事的主角桂林乳胶厂就是这样一个由上海援建的“三线厂”。
“走，我带你去。”
在桂林西郊桃花江畔巫山路上，有两座独立的工厂，它们之间只有一墙之隔，两个厂的大门距离不过几十米，如果是第一次去拜访，很容易走错门。一座是桂林乳胶厂，另一座是桂林橡胶制品厂。
1966年，“三线”大潮激荡，国家在巫山路上布局一座新的橡胶工厂，一开始是计划建一座厂，但经过一年的筹备后决定将其一分为二，一座主攻干胶类橡胶制品，另一座则主攻水性类乳胶制品，于是一道很长的围墙从厂中间筑起。虽然分开建设，但两个厂都是按照“千人”规模去建设，在桂林老厂圈里，“千人厂”属于一个高阶层，相当于这一下桂林就多了两座大厂。
桂林乳胶厂的援建单位是上海乳胶厂，两座城市因为“三线建设”顺利牵手，在时代的号召下，有近300名来自上海的干部、工人打起背包，拖家带口，从上海来到了当时这一片荒芜的山沟里搞建设，他们同时还无偿带来了0.75吨的锅炉、卧式硫化罐、卧式氨蒸发器、蒸气往复泵、斯伯克热过滤器、搪瓷反应锅和减速器等一套家什。3年后桂林乳胶厂建成，1969年9月的一天，杂品车间里，工人们用手工操作生产出了第一个彩色气球。从此，桂林的乳胶事业便从这一个小小的气球开始，放飞大大的梦想。
1972年，桂林乳胶厂到桂林郊区甲山乡甲山公社招工，这一批招进26人，这里面以农家子弟和知青为主。当时20岁的何树英是农家子弟中一员，她记得，那天厂干部通知他们进厂前先去体检，大家需骑上自行车前往离公社比较远的工人医院做体检，被选上的她既兴奋又紧张，出门的时候忘记了骑自行车。负责招工的劳资科科长郁汉芳见状便问她，“你打算怎么去？”，她回答说“我走路去吧。”
郁汉芳笑了笑说“走，我带你去。”
坐在郁汉芳的单车后座，来自桂林农村的何树英望着这位来自上海的热心大姐，听她讲述着各种之前从未听过的趣事，关于自己，关于上海，关于桂林……当然，更多的还是关于她即将踏入的这座乳胶厂。
特殊的“老四车间”
一个星期后，何树英到厂报到。当时乳胶厂主要生产气球、橡皮筋、输血胶管等产品，这些产品由不同的车间负责。甲山乡进厂的这批人比较特殊，大部分人包括何树英在内基本上都分配到了一个神秘的车间，这个车间当时称为“四车间”，也就是厂里的军品车间。这里生产的产品为防毒手套。
四车间的人需要接受更严格的培训，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保密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上班都是要求提前半个小时到，这一班需要跟上一班进行面对面交接，具体了解上一班工作情况后，大家再进行下一班工作安排。”车间当时分为三个工段，每个工段有不同的职责，一工段是负责将干胶制成乳胶，二工段为制作成品工段，三工段为包装工段。
何树英被分在一工段，这个工段因为涉及原料加工，是三个工段里技术含量最高的，操作环节出一点错，胶就会喷得全身都是，回家洗头洗脸都要用汽油一点点慢慢清理。而保密方面更加严格，做失败的产品都需要做焚烧销毁。“哪怕是一滴不用的废胶，需要人带出车间做销毁时，都是要做检查和登记的。”
如此严格的劳动纪律和保密纪律每天都在何树英头脑里转。这一转就是十四年，大家在这里从一个个懵懂的年轻人慢慢成长为工厂的中流砥柱，期间有人调离，有人升迁，而这个见证他们成长的特殊车间后来被他们称为“老四车间”。
1988年，“我们的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
虽然桂林乳胶厂拥有不错的手套生产技术，但其初期主导产品并不是手套，而是气球和海绵，今天看这些东西也许没什么稀奇，但当时来说气球是比较新的玩意儿，全国能生产的厂家也不多，需求量很大。直到1984年，乳胶厂根据外商提供的样品，试制乳胶检查手套成功，并在短时间完成了大量订单。厂里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将检查手套作为了主导产品。何树英离开四车间那年，也正是因为厂里检查手套大扩产进行的人事调动。
检查手套当时基本是出口外商，需求量大且赚钱。1985年上半年，乳胶厂只有1条检查手套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完成了600万只检查手套的供货合同，下半年厂领导就决定扩产，再安装一条生产线。1986年6月，第三条生产线动工，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建成投产。
1987年初，眼看着三条检查手套生产线日夜运转仍然满足不了外商对检查手套的需要，厂领导再加码：再增加几条生产线。到1987年8月，又有四条检查手套生产线建成投产。这样，乳胶厂在两年内就建起了七条检查手套生产线。
七条检查手套生产线迅速投产，大大增强了乳胶厂的生产能力，到1988年乳胶厂的“检查手套时代”达到顶峰。相关资料记载：1988年，桂林乳胶厂生产了检查手套1.5亿只，产量居全国同行业首位，以检查手套为主的出口产品产值占全厂工业总产值的66.85％。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出口创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扶摇直上。1985年至1988年，工业总产值由1613.74万元增加到5109.36万元，销售收入由1561万元增加到5589万元，实现利税由488.35万元增加到1958.13万元，出口创汇由9.68万美元增加到965.30万美元。
1988年职工大会上，厂领导以一句“我们的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来总结了这一段战绩。
“高邦”时代
谁也没想到的是，检查手套的时代来得快，去得也快，在短短的4年中，检查手套让桂林乳胶厂赚了个盆满钵满，但1989年一场政治风波导致国际形势突然紧张，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经济制裁，禁止了我国部分商品出口，“出口大户”桂林乳胶厂的众多产品因此突然停产，检查手套就是其中之一。
1990年，蒋绍荣接任了桂林乳胶厂厂长一职，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和这座乳胶厂需要另谋出路。检查手套的辉煌是不可复制的，即便是恢复出口。因为当时检查手套最火的时候，全国都在盲目新建乳胶手套线约1000条，致使天然胶乳严重短缺，使刚兴起的“乳胶热”骤然冷却下来，到1990年初，全国98％的检查手套生产线被迫停产。
今天许多人认识桂林乳胶厂是从安全套开始的，但其实在1994年以前，安全套都不是桂林乳胶厂的拳头产品，甚至在其众多产品里都是很不起眼的一款。当时全国化工部下辖沈阳、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桂林七个乳胶厂，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国家队”，桂林乳胶厂是七个厂里的“小老弟”，桂林乳胶厂的安全套优质品率是七个厂里最低的，其他厂的优质率都达到80％，而桂林只有20％。
检查手套时代落幕这一时期，也是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紧的时候，国际上对人口的控制也开始慢慢抓紧，于是蒋绍荣决定将研发和生产资源慢慢向安全套产品聚拢。
桂林乳胶厂从1990年的低谷开始爬坡，用了5年的时间，到1995年依靠安全套生产开始迎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
1997年，由美国的PATH机构在青岛组织召开的安全套质量研讨会上，桂林乳胶厂的安全套产品与行业内其它六家国家定点安全套生产厂家产品一同送美国西雅图试验室检测，是七家中唯一通过全部五个检测标准的企业。
熟悉老厂故事的朋友可能了解，过去桂林这些老厂生产的产品品牌名称和标志都颇具本地特色，比如“象山牌”“桂林牌”“独秀牌”等等，乳胶厂原本的品牌名称也叫“桂花牌”。蒋绍荣希望创建一个新的品牌，“我们这个品牌要能够跳出传统‘山水’的桎梏，而要为产品本身量身定制。”厂里以18万请来了当时国内著名的广告公司进行创意设计。方案经过反复修改，最终蒋绍荣在广告公司定制的多个方案里选择了“高邦”这个创意。1999年开始，桂林乳胶厂的安全套品牌正式更名为“高邦”。同年，桂林乳胶厂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1个亿。要知道，当时全市四五百个企业，能产值过亿的也就是十来个。
进入新世纪后，乳胶厂重点打造的“高邦”牌安全套系列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攻城略地。
2001年，桂林高邦获得“联合国人口基金安全套中国首家供应商”资格，实现了中国企业在联合国采购项目中“零”的突破。从此，桂林高邦几年内就赢得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安全套全球采购量三分之二的份额，至2004年，成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安全套全球最大供应商。
桂林乳胶厂从行业“小老弟”一跃超越“国家队”其他乳胶企业，包括曾经自己的“师父”上海乳胶厂。靠着“高邦”系列产品，桂林乳胶厂走过了很长一段辉煌历程。
2012年11月，企业完成了产权转让并公司制改造，企业由原名“桂林乳胶厂”，变更为“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后来的故事许多人都有所耳闻，三年前新冠疫情爆发，在全国医疗物资紧缺时，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医用手套车间再次成为了全厂，乃至全桂林市最忙的车间，一批批抗疫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援全国抗疫一线。
但也因为疫情，三年下来，全球旅游业、服务业遭遇重创，安全套产品式微。
2022年6月，我市橡胶乳胶产业发展迎来了新机遇。根据国有企业三年改革总体要求，原股东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桂林乳胶100％股权，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取得标的公司（桂林乳胶）100％股权。至此，企业由“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变更为“稳健（桂林）乳胶用品有限公司”。
一个时代落幕，另一个时代起航。期待下一段属于桂林的“胶”傲。
来源｜记者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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